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效果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模式选择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在全样本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在公益类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决策嵌入和执行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且监督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研究结果表明,在坚持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核心的前提下要"因企制宜",积极探索分类改革背景下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有效途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

通过手工搜集的党组织嵌入数据,以合法性为理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无党组织嵌入企业相比,党组织嵌入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和党组织嵌入监事会显著地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党组织嵌入管理层不能显著地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党组织嵌入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其所在地区发生环保约谈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影响因素考察发现,当环境制度高、内部控制质量高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渠道探索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提高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政策遵守,进而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机制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党组织嵌入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当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显著,但当党组织嵌入管理层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即当市场化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越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但党组织嵌入未能显著地提高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研究结论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与深化企业社会责任动因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本文基于2006～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且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影响渠道探究后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塑造企业绿色转型价值观、强化企业环境政策遵守以及制衡企业代理冲突,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也是新一轮企业改革的重要抓手。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效改善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然而对于党组织嵌入能否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而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是决定审计师决策的重要因素，因而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初始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较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较强；当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会增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会增强。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党组织嵌入(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决策(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被审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向调节这种负相关性(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弱化负相关性),且在党的十八大后这种负相关性比之前更显著。可见，党组织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降低审计收费；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尝试从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角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带来的积极影响，拓展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研究，也深化了关于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对被审计企业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易费用，有助于深化对党组织嵌入的整体效应认识，进而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织嵌入机制和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基层党组织已然成为当代企业不可或缺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构。基于手工搜集的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活动和影响力数据，本文从治理嵌入和外部关注双重视角考察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且这一结论在运用2SLS、IV-GMM、Confound、Fama-Macbeth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强化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均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更低的财政压力、更小的融资约束和所处地区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本文对深入理解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创新决策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机制、解答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党组织已然成为当代企业不可或缺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构。基于手工搜集的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活动和影响力数据，本文从治理嵌入和外部关注双重视角考察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且这一结论在运用2SLS、IV-GMM、Confound、Fama-Macbeth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强化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均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更低的财政压力、更小的融资约束和所处地区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本文对深入理解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创新决策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机制、解答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企业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可以强化巡视监督对其参与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以2016—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表明：被巡视企业在巡视组进驻后的精准扶贫参与倾向性、投入慷慨度和信息透明度均有明显提高，且盈余管理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巡视监督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的路径促进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而且会增强巡视监督对被巡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积极影响。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和方式，巡视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于促进党组织建设，还应延伸到改善企业行为等社会经济层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巡视监督工作，强化对相对贫困治理等重点领域的针对性巡视，并逐步扩大巡视范围(如非公有制企业等),有效促进各类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形成巡视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联动机制，增强企业积极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

新兴市场环境下，良好的政策感知能力是民营企业捕捉政府调控方向、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基础。利用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及其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发现，作为中国情境下的一种重要制度嵌入形式，党组织嵌入有利于强化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使得民营企业能够更及时捕捉和准确把握动态政策信息，即党组织嵌入在政府与企业间发挥了政策传导的桥梁作用，从而显著增强了民营企业的政策感知能力。而且，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的促进作用在市场欠发达地区和无政治关联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企业新增投资水平，尤其是长期导向的创新投资。研究结论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民营企业投资决策内在逻辑的理解。

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会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董事会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环境表现,但党组织嵌入监事会和管理层未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对弱环境制度地区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或治理参与机制和改善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已成为国企公司治理的最大特征。以201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会使企业行为更加自律。以党委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成员职位重合程度作为党组织嵌入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促进企业行为自律,表现为公司违规、卷入司法诉讼的可能性相对更低,而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公司风险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促使企业行为自律不仅表现在合法合规等强制性行为上,也表现在主动减少盈余管理、提供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等自愿性行为自律上。制度环境和行业管制影响这一效果,所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企业处于非管制行业时,党组织促进企业行为自律的作用越大。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

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已成为国企公司治理的最大特征。以201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会使企业行为更加自律。以党委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成员职位重合程度作为党组织嵌入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促进企业行为自律,表现为公司违规、卷入司法诉讼的可能性相对更低,而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公司风险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促使企业行为自律不仅表现在合法合规等强制性行为上,也表现在主动减少盈余管理、提供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等自愿性行为自律上。制度环境和行业管制影响这一效果,所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企业处于非管制行业时,党组织促进企业行为自律的作用越大。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

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已成为国企公司治理的最大特征。以201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会使企业行为更加自律。以党委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成员职位重合程度作为党组织嵌入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促进企业行为自律,表现为公司违规、卷入司法诉讼的可能性相对更低,而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公司风险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促使企业行为自律不仅表现在合法合规等强制性行为上,也表现在主动减少盈余管理、提供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等自愿性行为自律上。制度环境和行业管制影响这一效果,所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企业处于非管制行业时,党组织促进企业行为自律的作用越大。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

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已成为国企公司治理的最大特征。以201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会使企业行为更加自律。以党委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成员职位重合程度作为党组织嵌入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促进企业行为自律,表现为公司违规、卷入司法诉讼的可能性相对更低,而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公司风险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促使企业行为自律不仅表现在合法合规等强制性行为上,也表现在主动减少盈余管理、提供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等自愿性行为自律上。制度环境和行业管制影响这一效果,所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企业处于非管制行业时,党组织促进企业行为自律的作用越大。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