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研究2006年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后"两控区"政策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企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污染减排力度;从行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行业的污染减排力度,同时提高了行业内部的企业生产效率;从行业资源配置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发生了不平衡流动,行业内生产效率的离散程度增大。进一步利用DOP分解方法将行业污染变化分解为企业自身提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四个部分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会促进资源向污染强度低的企业流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适当增加政府减排压力能够显著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未来中国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如何落实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公立医院改革是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心,其中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政策这方面经历了宏观引导、逐步探索、全面改革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总体呈现出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导向、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为主的政策思路。在中观层面绩效考核政策已经形成体系,在微观层面绩效考核政策尚需进一步健全。建议增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出台微观层面绩效考核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健全统一协调机制,提高改革的统筹能力。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政府管制是我国和其他国家经常用到的应对污染外部性、弥补市场失灵的方法,但却是成本较高的污染治理手段。征收环境税和发放污染许可证通过内化污染成本、改变激励促使企业减少污染,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是低成本高效率保护环境的做法;二者在理论上具有等效性,都可以达到预定的污染控制水平,不能简单地认为应以一种方式替代另一种方式,它们并非互相替代的不相容关系,而是适应不同条件的可供选择的环境规制工具。环境规制须使上述政策相互配合、协同作用,才有望取得预期治理效果。

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企业行为的改变。污染减排政策可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驱动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本文运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效应检验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政策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显著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并非单调递增(递减)的,当以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逐渐降低,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两者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污染减排政策强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污染减排政策趋紧时,其对产业结...

本文基于省域边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相对更强这一事实特征,探讨在国家节能减排五年规划的环境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是否存在战略性减排动机,从而导致环境污染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城市越接近于省域边界,环境污染越严重;随着历次五年规划对节能减排考核力度的增强,边界污染效应越明显,且在五年规划考核力度相对较大的省份,边界效应被进一步加强;当五年规划周期与主政官员任期的错配程度越小、地方官员的年龄相对较小时,边界污染更为严重。作用机制显示:当地方城市越接近于省域边界时,来自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持和监督力度相对较小,工业增加值相对更多,且上述关系随着五年规划环境考核力度增强而更加明显。以上结果说明,在环境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基于城市空间地理特征战略性的减排策略可能是边界污染效应的重要成因。本文从城市地理空间分布的视角揭示了环境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的战略性减排行为及内在机制,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基于我国113个重点城市1993-2009年工业三废排放量、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统计量等大样本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对1998年实施的"酸雨控制区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控区"政策的施行使得污染治理总投资增加46.0%、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增加44.1%,"两控区"政策的出台明显改善了工业二氧化硫污染治理效果。研究结论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以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不同属

基于我国113个重点城市1993-2009年工业三废排放量、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统计量等大样本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对1998年实施的"酸雨控制区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控区"政策的施行使得污染治理总投资增加46.0%、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增加44.1%,"两控区"政策的出台明显改善了工业二氧化硫污染治理效果。研究结论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以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不同属性的检验。研究为评估环境政策总体效果提供了借鉴,探讨了环境政策的影响路径,并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对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逐步恶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和控制环境污染排放,必须剖析影响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在分析经济发展和环保制度安排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用1999～2004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导致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恶化的主要因素。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活动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加剧了环境的污染,而环保投资和公众参与、规章制度及政府环境管理制度则是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变量。最后,提出运用综合管理手段、加快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

环境政策是否有助于实现清洁增长目标,本文利用跨省工业污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1)我国采取的环境政策对减少污染排放起到了显著效果,但这种效果主要是通过污染收费制度实现的,其作用弹性达到了0.4。相比较,减排补贴和环保贷款制度对污染减排作用效果不明显,同时,部分地区试行的排污权交易在经验上还没有显示出其在减排方面的积极效果。(2)公众的环保行为没有被纳入我国环境管制的框架内,公众的环境质量诉求还无法在环保执法中得到满足。(3)临近地区污染控制的严厉程度对本地污染控制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地区间污染控制决策呈现出明显的策略性特征。(4)中央政府控制污染的决心未能对地方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的...

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正式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克服环境信息披露的测量困难与内生性问题,首次考察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果,并借助数理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规范阐释。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且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期性;同时,减排作用会随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呈现递增规律;此外,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传导机制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减排技术进步。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工具变量、安慰剂等多种方法的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为提升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ＳＯ＿２是导致酸雨污染的主要成因之一，本文运用酸雨控制区（１４省市）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的数据，对引起ＳＯ＿２排放的经济增长以及起减排作用的森林覆盖率分别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符合ＥＫＣ特征并已越过拐点的省份有１１个，逐年递减的省份有２个，说明９２．９％的省份ＳＯ＿２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而逐年递减；林业对ＳＯ＿２则有较强的吸附作用：森林覆盖率每递增１％，ＳＯ＿２排放量便会减少０．１５％。ＳＯ＿２排放量逐年递减的成果，主要得益于林业与环境政策的协同制定与实施，ＣＨＯＷ断点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建议今后继续加大林业、环境政策的引导力度，从生物吸附、污染源源头控制两方面着手，进一步减轻酸雨污染。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权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分权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不对称成为环境治理有效的主要障碍之一。2007年启动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是针对环境分权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并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信息沟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缺乏相关经验分析。“重点污染源监控”使被监控企业无法瞒报虚报排污数据，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通过释放威慑信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机制和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污染源监控”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且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重点污染源监控”对被监控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而对被监控国有企业仅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节能效应不显著);“重点污染源监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但对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没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缓解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步路径和异质性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并为“双碳”目标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在维护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权的同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企业排污信息的收集功效，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中的排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并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以及企业特征等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节能减排。

采用均衡分析法和非线性回归法,分析污染产生的原因以及污染控制政策——环境污染税和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的运行效应,以进一步说明发展经济的同时可以实现最优污染控制。发现环境污染是由于市场失灵不能给排污者带来的环境外部负效应正确计价而引致的,而污染税的征收能将产量和排污量控制在最优水平,并实现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排污权交易的制度安排在保持排污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实现污染控制成本最小化和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所以,并非一定要减少经济总量来控制环境污染,市场手段可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质量需求日益增长，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凸显。本文提出了一个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大气污染中的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废气以及水体污染中的代表化学需氧量五种污染物构建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体系，将2002年中美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视为一次拟自然实验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研究发现：除工业废气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其他四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该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影响因素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配置效应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而以扩大企业产出规模、提高企业污染物排放量为特征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污染减排效应在高污染物排放强度企业、出口企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高工业化水平城市更加突出；基于新近数据的扩展分析发现，随着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大，国内制造业上市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所上升。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维持开放、稳定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这为当前中国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目标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