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东亚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样本,韩国的"公共性"建构过程具有特殊性。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的"外生性"与国家权力的"扩张性"产生了韩国的第一次公共性危机,成为市民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最终推动"国家公共性"逐渐转化为"社会公共性"。然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背景下,韩国社会出现了"国家缺失"与"市民社会缺失"等"双重缺失"为标志的第二次公共性危机。我们为此需要积极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对立性的"东亚公共性",即"均衡式公共性",强调在"国家与社会"和"市民社会内部"两方面超越旧式的"对抗式公共性",在各类主体之间的互动均衡关系中建构新"公共性"。同时也成为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本土性与复杂性时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性的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