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3年签订的《中美新约》引发两次中美法律互动。第一次法律交流成效甚微,海尔密克的建议及倪征燠的赴美考察未能触及中国法制的根本问题。第二次法律合作无果而终,庞德的构想及杨兆龙的实践指明了中国法制的进步方向,却沦为宪政斗争的牺牲品。两次法律互动反映出治外法权终结后中美朝野的不同反应,体现了新约对于双边关系的进步性及局限性,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名义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