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政府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率，本文考察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社会福利效应，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非线性。本文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省级面板数据和Ｈａｎｓｅｎ－ＴＭ方法实证发现，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福利具有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出ｎ型、倒Ｕ型和ｎ型。第二，地异性。各省份由于财政分权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上述非线性机制和政府规模影响社会福利的门槛效应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为防范政府规模扩张对社会福利增进由＂初始的正效应＂转向＂最终的负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矫正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