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中国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为背景，借鉴西方多个大股东的相关理论，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选取两组五家具有多个大股东结构的上市公司（第一组：西藏药业和锦州港；第二组：ＳＴ景谷、天科股份和中百集团）进行案例内纵向研究、组内跨案例对比和组间跨案例对比研究，探讨第二大股东进行制衡的路径。研究发现：第二大股东主要采取引入关系股东、争取董事会席位的制衡路径；无论第二大股东采取何种制衡路径，第二大股东自身会获得一定好处，但并不能保证公司整体效率；国有企业的民营参股股东进行制衡总体上没有违反效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