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问责作为一种有限理性的制度行为,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制度供给不足、问责路径依赖、管理主义盛行和工具理性偏向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责的作用范围及能力大小。问责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不能把问责自身的合程序性作为问责能力的判断标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责能力需要加强问责规制建设,完善多元参与的社会公共问责结构,构建高校为主体的问责机制,以及回归教育性问责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