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2-1936年,民国政府的内债政策出现了"路径依赖",连续出现内债违约,并于1921年、1932年、1936年相继进行了内债整理。三次整理方案各有不同,但总体来看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理性的表现是稳固债信,收回权益,减轻财政负担;非理性的一面是对持券人利益的掠夺,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加强,对社会资源抽取能力的强化。历次内债整理之后,银行业逐渐远离了政府公债,走向了支持工商业发展的道路,政府的债信也逐步丧失,最终通过外部因素打破了原有的路径依赖。近代中国政府的债务整理案为当今中国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教训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