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步履维艰,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制度安排的匮乏。因此,为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亟须拓展必要的制度创新。而契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前沿成果,无疑有助于揭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本质,并在一定意义上为未来气候变化制度安排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旨趣。对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应强化对程序性事项的考量,在碳排放的制度设计中密切关注产权安排;同时,在有效防范制度设计对中国套牢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多地拓展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剩余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