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1年9月至1964年9月,我有幸和汪敬虞先生同时参加《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朝夕相处三年,情谊深厚。相见时,我29岁,他44岁。由于他在我的心目中地位崇高,我尊称他为汪公。汪公仁者长寿,他在学术园地上辛勤耕作了整整70年,留下了两笔巨大的精神遗产。一笔是他在学术上的特殊贡献,另一笔是他杰出的学人精神。它们嘉惠后人,馨香久远。特殊贡献成巨匠汪公的研究领域,1949年以前,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问题上。在当时,这属于现实经济问题。现在,这些成果已转化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内容。汪公在这方面的论著,是拓荒性质的,已成为后来治相关问题者的必读之物。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