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产权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导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在诸多层面带来了重大改变,变迁的社会结构与旧有的乡村治理机制之间的冲突,因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增多而被不断放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都积极探索乡村基础治理机制的创新,通过村民议事会的创设以期促进村民的民主参与机制化和制度化。同时,通过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覆盖,促进民生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但是"成都模式"仍然面临宏观管理体制与乡村自治的错位、社区治理的内部制度缺失和多元化治理主体构建的基础较弱的治理困境。破解这些难题,需提高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内部生成机制,强化政府公共品投入的杠杆作用和增强村民的参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