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出于史官的职责和自身的学术理想而对先秦图书进行了校勘整理。受其学术理想的限制,校书并没有为后世留下目录学专著。而作为校书的成果,《史记》则展现了司马氏父子的处理文献的方法、图书分类的标准和学术溯源精神,而这些又被刘向、让歆父子继承,奠定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