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医药卫生独特分工结构和递送关系的简要表达与医药卫生体制内生机制及驱动力的分析假定,卫生财政及其主导的个人卫生投入的方向和方式本质上由医药卫生领域内相关主体的理性选择和缔约行为确定。积极的卫生财政政策不应局限于从传统的公益性或公共产品理论去寻求依据和对策,而应从社会发展和公民个人发展整体需求的角度去制订,从如何让分工利益合理地驱动相关主体的理性选择和缔约,从而推动与社会发展进程相吻合的医药卫生体制内生的角度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