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五十年代初起我一直在严老身边,从事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探索。他是我行政上、学术上的直接领导;可以说,我是有幸与严老共事四十年的晚辈。我自知并不是一块最宜于做学问的料,但总算做出一点于世略有所用的微量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该归之于严老平素的要求和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