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时期,以公安警察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先后经历了从行政分权到集权型发展两个阶段。文章综合分析了公安分权与集权各自的目的、效果与影响,提出内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体制自身适应存活的压力,以及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提高,是影响国家强制能力变迁的关键变量。近10年的集权型建设,增强了国家对强力机构的统领与规制,提高了政权体制的适应存活能力。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强制能力建设一味"向上收"的特征不同,面临社会稳定的考验,统分结合、专群结合更符合我国政权体制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