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资本和土地要素稀缺性的变化,土地征用的规模和成本已成为制约地方投资率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城市化工业化利用上的权利配置和目标函数的非一致性,导致地方政府目前在土地利用行为上的"越位"——非法批地、"缺位"——企业违法占地、"错位"——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调整制度供给从而影响成本收益关系,最终影响地方政府的最优决策点。而制度的供给不仅需要宏观层面如土地征用制度和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变革,微观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也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