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速进入数字时代。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官员治理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在治理方式上，从强调激励到强调监督；二是在考核内容上，从强调单一的经济指标到强调多元化指标。在提炼时代背景和两个转变的特征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权衡发展和安全的组织经济学模型，从数字技术的角度解释了官员治理机制的变化。主要结论是：第一，发展导向的契约严格优于安全导向的契约，除非安全负外部性非常大，或者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非常高。第二，如果委托人同时注重发展和安全，一定会对代理人实行安全事故“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第三，数字技术导致的监督成本和发展导向之间是一种倒U型关系。当监督成本非常高时，委托人应该采取发展导向的考核机制；当监督成本属于中等程度时，应该采取多任务的考核机制；当监督成本很低时，应该采取发展导向的考核机制。第四，安全事故带来的负外部性越大，委托人越是倾向采取多任务考核机制。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官员激励机制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