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承载理学思想的重要著述形式，语录时常被认为是异于注疏和文章的，能延续讲学精神、发挥面谈口授优势的文本，然而这一认识与宋代理学家的意见不尽相合。语录乃介于口传与书传之间的特殊形态，其口传的优势不能掩盖它在书传方面的弊端。因记录者介入而导致的文本失真、失控，以及编纂和运用过程中对无功利、重体会的理学精神的背离，使语录遭到程颐、谢良佐等人的批评。批评者表面上否定了语录，但实际上起到了规训语录的记载和阅读行为，使其回归格物致知正轨的作用。语录与文章均属载道之具，本无优劣之分。二者的对立乃理学日常化理念所引发，“作文害道”与“语录非文”的话语争锋印证了它们在不同空间的局限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