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司章程融合了公司内部自治和法律法规监管他治，具有自治和他治的二元性特征。本文基于公司章程自治与他治的二元共治内在属性，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区分公司章程修订中的自治与他治条款，据此衡量管理层章程自治权和章程他治权，并实证检验了两类异质性权力变动对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章程自治权的增加与企业违规显著正相关，而管理层章程他治权的增加与企业违规正相关但不显著。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机制分析显示，管理层能力（合理化因素）和高管薪酬（动机因素）显著影响管理层章程自治权与企业违规的正向关系；而内部控制质量（机会因素）显著影响管理层章程他治权与企业违规的正向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良好的外部法律监督和文化环境氛围中，管理层章程自治权与企业违规的正向关系将减弱。本文从公司章程的角度考察企业自治与法律法规监管他治的差异化治理效果，从微观企业层面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