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对农民增收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收入的增收效应及其背后机制，并深入考察数字经济对农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影响效应为1.5550，在更换解释变量衡量方式、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林业收入的影响效应为0.0122，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林业收入就会增加0.0122万元。（2）创业活跃度和社会网络是数字经济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机制，由Sobel检验可知两者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8.93%和35.45%。（3）数字经济对农民收入的增收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将分别增加3.2952万元、3.3059万元和1.5870万元。此外，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随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增，位于0.90分位点上的影响系数为6.3648。文章基于AMO理论剖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并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依据农民的不同收入水平，对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为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强化数字经济在创业活跃度上的提升作用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