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背景下，大量制造企业“借力”数字服务企业来推进其数字创新进程，本文提出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用以表征这一现象。相比于具有高价值、相对静态、不完全流动和专有化等属性的传统战略资源，数字资源具有更强的可流动性、非专有性及高价值依附属性，因此，基于传统创新网络嵌入的“祝福”及“诅咒”机制来解释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会陷入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困境。本文从数字资源的属性出发，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引入大数据能力为中介变量，组织结构柔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过程机制研究框架，以探究数字赋能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的理论路径。本文以华南地区559家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该研究框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关系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呈倒U型关系；（2）大数据能力在适度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但是，在高度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情境下，大数据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关系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中均无显著的中介效应；（3）组织结构柔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大数据能力、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且存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但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发挥影响的过程中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情境下制造企业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实践探索具有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