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专利数据,识别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贸易自由化的非正规就业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增加了个体非正规就业概率,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强化贸易自由化的非正规就业效应;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可贸易部门、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个体以及低技能、低收入和女性就业个体影响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强化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非正规性的集约边际变动,即增加了企业非正规就业规模及比重,提高了个体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最低工资标准变动主要通过成本机制、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影响贸易自由化的非正规就业效应,且对低生产率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能够弱化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的部门再配置效应,强化地区再配置效应;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贸易自由化的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工资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拉大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距。文章为中国进一步合理制订最低工资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