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的客体特点与治理结构变动，导致其治理基础的变迁。私人主体具有回应该领域治理需求的协调意愿和技术能力。他们间接推动监管规则趋同，参与塑造技术标准，并融入传统治理主体主导的造法进程，实现对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补充功能。然而，私人主体现有参与治理的路径也存在局限性。为此，我国既要规范私人主体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行为，也要为提升其治理能力奠定厚实的制度基础，并探寻向外发挥私人主体补充性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由此提高我国参与塑造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的国际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