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险法》第17条修订的必要性源于区分构造之弊、功能扩张之弊和制度衔接之需，为此需根植于本土制度进行完善。实现说明义务内容的功能归位，宜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转变为“重大利害关系条款”。对“重大利害关系”的解构应从两方面进行：首先，《民法典》第497条蕴含的“排除无评价可能性的条款”思路与“重大利害关系”的反面解构存在契合性，作为排除事项之一“核心给付条款”的范围应限于对价款和主体仅作关键性定义或者描述的条款以及合同标的条款；其次，应在合同主要条款范围内对“重大利害关系”进行正面的类型归整，其范围涵盖对价款有限制或改变表述的条款、对主体设定年龄或者职业限制的条款、承保风险相关条款、保险期间和责任开始时间、法定和特别约定义务以及违约后果、解决争议的办法。说明义务履行的功能归位需在明确“理性外行人”实质标准的前提下，以“主动提示+被动说明”实现制度衔接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