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国维的治学之路是从哲学到文学再到史学，治史领域则由古史研究转向西北史地学。关于王氏晚年的史学转向，论者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在古史领域大获成功并为世人瞩目之际，王国维晚年史学研究的主题，其实早已悄然预伏。在全力研究殷周史的同时，王国维仍兼顾边疆民族史与地理研究，这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意识，即国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域内，需要紧密关注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这得益于其青年时代感染的东洋史学的历史视野。近代西北出土的大批文物及文献资料，强烈地吸引欧洲东方学者、日本东洋史家的目光，使这一区域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前沿领域。1919年，因为伯希和、沈曾植的启迪，王国维事实上已完成史学转向的心理调整和专业预备。王国维一方面继承清代西北史地学的传统，一方面积极引入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史学的新视野、新材料，推动中国本土史学的现代转型。同时，他借论定沈曾植的治学风格，进而构造自我的思想世界，宣示其追求真实的历史世界与理想的人文世界的学术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