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曾经尝试借鉴丹麦经验，丹麦合作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土地改革和民众教育。土地改革后的自耕农成为合作事业的主体，不过，这项变革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策动，在当时的中国，此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且因中国土地权益错综复杂，以及土地承载了不可估量的伦理和情感价值，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困难重重。至于民众教育，丹麦民众学校以“最大的是爱”为训，将爱己、爱神与爱邻人统合在一起。在实际生活的教育中，在“家庭化”的氛围里，乡村青年过的是有爱的团体生活，也为离校后从事农村合作做足了准备。与之不同，我们的民众教育则从“人生有情”的民族精神出发，激起乐生之心。乐生之后才有乐群(合作精神)、乐业(合作事业),个人无所计较，不顾得失，合作乃人生情谊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