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能否成为绿色创新主体以优化中国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突破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利用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泊松模型，实证检验了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同时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有促进作用。新《环保法》实施后，相对于没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的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显著增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可以促进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有环保处罚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无环保处罚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从影响机制看，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缓解了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提升高管环保意识来促进企业开展更多环保活动，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对企业非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不仅揭示了企业如何通过绿色经历联结来突破绿色创新限制的影响机制，而且对于改善中国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失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