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渊源，它建立了集权治理模式，其“自上而下”的减排规则形塑了气候治理国际公权力的雏形。而《巴黎协定》却打破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治理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分权治理模式。各缔约国需要自主推动气候多边进程，但由于受到公共卫生危机及俄乌冲突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规则体系依托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法治分殊制衡。减排规则变迁加剧了各缔约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的分歧，为体现国家自主性与规则协同性共存的互动效果，中国应当积极应对“气候保护主义”倾向，在参与全球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力争主导制定全球碳市场多边合作的国际规则。加快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气候合作的法律方案，体现发展中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担当，共建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类与自然之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