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跨国投资中东道国“政策干预”情况的日益增加，在为投资企业带来损失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在不同投资实践中，东道国的干预动因及其策略选择呈现出明显差别，这种差异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构建了基于“成本收益考量”“有无替代合作”和“安全威胁认知”三个自变量的干预策略选择框架：当自变量呈现负向变化时，会激发东道国的政策干预行为；当只有一个自变量发生负向变化时，东道国会倾向于采取软对冲干预策略；当有两个自变量发生负向变化时，东道国会倾向于采取硬对冲干预策略；而两个负向变量中有一个是“安全威胁认知”变量时，东道国会倾向于合作取消的干预结果。通过对缅甸皎漂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和吉尔吉斯斯坦阿特巴什工业贸易物流中心三个案例的过程追踪和比较分析，本文核心假说得到了验证。研究尝试突破国别研究和国际投资研究的固有视角，发掘国家行为体在采取政策干预行为过程中的异质性，回应现实需求对学理研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