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长江流域以上海、武汉、重庆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在经贸互动的同时，亦进行着区域间的技术扩散。全面抗战爆发前，技术扩散以技术发源地上海为中心，在技术势差作用下，以港口—腹地的路径，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转移，其中沿长江自东向西的传导呈跳跃状演进，上海的优势技术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跳过“二传手”武汉，直接扩散到重庆。全面抗战爆发后，受战争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大后方之间的技术扩散表现为沿长江自下游到中游再落脚到上游的空间梯度逐次转移。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在战时培育和积累的工业技术又回流到武汉、上海等中东部地区，但受时局影响，并未产生技术层面的积极效应。民国时期长江口岸城市的工业技术扩散，形成以长江为依托的技术扩散通道，不但推动了不同地区企业互动，同时导致长江口岸城市发生物理学上的塑性变形，口岸城市的工业形态已是不可逆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优化了近代中国的工业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