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