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域外对竞争中性这一术语表达方式的影响，国内学界对竞争中性规制主体的认识整体上较为笼统模糊，与扭曲竞争的本土因素环境存在脱节。中国实施竞争中性的背景、动因和策略独具特色，学理意义上的“政府”在中国有多样化的具体存在方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各类公共权力和公共职能担当者、公共资源支配者的行为均有可能导致竞争中性偏离。重述和界定竞争中性及其规制的内涵，凸显党对竞争中性规制工作的领导，秉持多层级、复合性的规制关系主体构造观，是在中国深入开展竞争中性规制的逻辑起点和立法支点。新《反垄断法》的增补条款为构造上述主体关系提供了方向指引，但对竞争中性被规制主体的范围界定存在漏洞，应予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