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弥补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力不足的短板，《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认可国际和解协议效力的基础上建构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机制，并限定了可申请直接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提出了“国际性”“商事性”“调解性”和“形式性”的具体要求。鉴于我国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的急迫要求，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界定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应当涵盖国际和解协议与国内和解协议，兼容机构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与临时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同时排除具有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可能性的和解协议。此外，只有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产生且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和解协议才可被纳入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