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