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鲍莫尔病”在我国已然出现，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治理“鲍莫尔病”的关键。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先发国家实践经验的有力佐证，但囿于多目标冲突、监管套利等复杂原因，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此进行多重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影响显著为正，但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和区域性差异：数字化程度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中部地区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促进作用。生产性分工、专业化两条传导路径检验结果与预期不一致，是影响效应不确定性产生的重要原因。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优势、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治理“鲍莫尔病”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