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2018—2020年28个省份（未包含香港、澳门、台湾、上海、天津、北京）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数字乡村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打破了传统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约束，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可能呈现出空间溢出效应，因此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乡村振兴综合指标测算结果说明，乡村振兴水平在样本期内均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但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基准回归结果说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提高乡村振兴水平，特别是能够显著提高产业兴旺程度，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说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中未起到中介作用，主要是由于规模效应与虹吸效应相互抵减所致；数字普惠金融的中介作用也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学习、接受的过程，短期并不能明显助力乡村振兴。个体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公路通达强度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因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水平不高，还不能形成空间上的外溢。异质性分析结果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而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主要是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为进一步优化乡村数字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应加大对数字新基建的投入力度，实施差别化和动态化的数字乡村建设战略，推动区域数字化协调建设，增强数字化建设对农业全产业链的支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