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曾实行过的各主要分类法，均将马列总论类图书单独列类并置于各部类之首，虽然学术界大多认为这是学习了苏联的分类法，但实际上，这种分类法深受我国自身的历史渊源影响。本文认为中国马列图书分类法源自于苏联的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势和全党学习、整风的需要，解放社、新华书店等机构在延安时期出版和发行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类图书。之后，这些图书绝大部分被无偿划拨给了延安市各图书馆，并成为各图书馆中占据数量优势的图书，旧图书分类法已经完全无法适应当时各馆馆藏现状。于是，马列学院图书馆初创了关于马列图书的新分类法；之后，在延安市图书馆协会的统一协调下，经过中山图书馆和马列学院图书馆、鲁迅图书馆等多次研讨，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总论类图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大的部类并置于各部类之首，各专题类图书放在其余各大类二级类目之首，使马列图书新分类法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抗战胜利之后，延安多个图书馆的图书资源及其工作人员来到华北，也将新的图书分类法带到了华北。大致到1956年，关于如何对马列图书进行分类的问题，我国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四大图书分类法，实现了统一。这是对延安时期新图书分类法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