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采用基于QFVAR模型的广义方差分解方法测度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在极端负面与正面冲击下的尾部风险溢出，并分析金融体系和各家机构的风险溢出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机构间风险溢出的主要渠道以及两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第一，在样本期间，金融体系面对不同方向冲击所产生的风险溢出水平具有截然不同的趋势特征，左尾溢出(负面冲击)和右尾溢出(正面冲击)分别由金融市场波动与行业杠杆水平所驱动。第二，受到负面冲击后，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风险溢出水平，而杠杆水平较高的机构则是正面冲击下的高风险溢出机构。第三，金融机构在负面冲击下通过直接关联与间接关联渠道向外溢出风险，而正面冲击引发的风险溢出则主要通过信息关联渠道得以实现。第四，流动类政策工具可以显著减弱金融机构在直接关联渠道下的风险溢出水平，而资本类政策工具则可以显著减弱机构在间接关联与信息关联渠道下的风险溢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