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资便利化谈判为例，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化权力理论，从生产结构、安全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四个层面解构中国引领《投资便利化协定》相关议题并完成文本谈判的过程，认为其成功源于：在四种结构上均不存在劣势；在生产结构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并占据领先地位；安全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等其他结构性权力对生产结构提供了有效支撑。文章还分析了《投资便利化协定》的进一步推进与WTO规则相衔接、平衡WTO成员各方利益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目前正在展开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电子商务、塑料污染与环境可持续塑料贸易三个议题，对中国设置、引领议题的路径进行论证，指出最优路径应以联合声明倡议这一方式为主导，针对生产结构优势明显、其他结构能够提供有效支撑的议题引领谈判。随着后疫情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应以联合声明倡议的方式主动推进和引领诸边议题，设置更多优先惠及发展中成员的议题，同时适时动态调整谈判以保持灵活性，并最终实现谈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