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产业本土化和“去中国化”为目标的美国对华科技脱钩政策对美国数字公司造成自上而下的压力，如出口损失、产业迁移负担、合作链条断裂、人才流失和重组获利渠道丧失等。美国数字公司通过出口方向调整、本土化和差别化策略，以及数字多业态化等方式回应美国政府的对华科技脱钩政策。脱钩政策在短期内无法切断美国数字公司与中国市场的联系，其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分为五种类型，即激发对立型、完全顺从型、理性合作型、折中斡旋型和两边宽慰型。在脱钩政策出现浮动的背景下，美国数字公司寻求向中国数字公司出口安全敏感性较弱的数字技术产品，开发管制政策范围以外的合作领域，同时迎合美国政府的联盟战略。随着美国将科技议题“泛安全化”,美国数字公司卷入“政治化”洪流，其介入选举以影响科技脱钩方向，施压政府放松对华科技脱钩政策，向政府索要补贴和资金支持以弥补脱钩损失，从而对美国政府产生反向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