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东南山场产权确认的历史过程中，契约和乡约族规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权力的介入则可以说是这整个过程的背景，它还通过赋役和诉讼制度提供了确权的工具。一方面，国家把人们在山场中居住、生产的权利与他们的户籍身份相联系，部分山场也被作为“事产”编制入户籍和地籍;另一方面，民众在山场开发中报税报垦，在纠纷中诉诸官府裁断，并使用各种赋役文书作为确权凭据，用户籍地籍中的税亩分庄记录山场股份的分配。由此从制度到实践，山场确权与赋役制度捆绑在了一起。由于东南山区的快速开发，同一山场空间的产业形态和地籍类型都处于变化之中。田地山塘是赋税科则的分类概念，官府在争讼理处中对田、山产权认定的不同处置，也与它们在赋役系统中的不同地位有关。户籍和地籍作为国家控制和汲取资源的主要工具，是赋役制度下规定、控制民众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文书，当它们被用作确权时，也是在重申和强化这种控制关系，而不仅是证明产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