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遵宪、梁启超等的异域经历，使“诗界革命”一度将日本作为传播中心，还接受了日本启蒙诗歌的变革范式启迪。其倡导的“新意境”和“新语句”，主张与民族复兴精神、传统文化融合，已饱含具有开放性的日本化色彩，拉开了晚清诗歌以通俗化表达新思想的序幕，开启了胡适、郭沫若等自由诗体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五四”新诗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只是“诗界革命”由于诗体革新缺乏独立性，过度倚重海外的背景，没有彻底成功，没有从“白话”走到“白话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