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许多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数字经济监管因外生性社会冲突而呈现出监管模式的策略性变迁。但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内生性的政策学习来识别和转化外生性因素，从而推动这种模式变迁，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文章通过对上海市共享单车监管的过程追踪，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试验性治理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为应对数字经济监管挑战而产生的多层级政策学习构成了其监管模式变迁的根本原因。其中，地方政府通过技术性学习识别了数字经济的总体社会影响，决定了监管目标的设立；通过政治性学习研判了监管权限和能力，约束了监管工具的策略集合；自下而上的倡导和呼吁，以及自上而下的表态和调节则促进了政策知识的垂直扩散，推动了系统性的监管模式变迁。文章有助于揭示外生性社会因素与地方数字经济监管模式变迁中间的微观学习机制，也为突破数字经济监管困境提供了潜在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