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出使行记上承晋唐，既有早期行记“纪行”与“传人”的文本特征，又是源于赵宋王朝这个特定政治外交环境的产物。赵宋王朝先后与辽、金、元政权形成对峙，对外关系主要模式从“朝贡体系”转为“对等外交”,宋人的“中国”意识凸显。这种意识与文化认同植根于士人心中，形诸笔端。行记书写中，宋朝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的“中国”,以此为书写视角，宋辽、宋金边界，被视作一种主观、文化的表述，地理的悬隔被赋予了“界隔夷夏”的文化意蕴。基于自身社会文化与伦理情感的影响，宋代士人对“异族”他者的展现，传递着他们敏锐的“夷夏”感知，承载着他们对“以夷变夏”的沉重焦虑与思考，并昭示出宋人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行记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给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10至13世纪的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