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反垄断在中国市场治理中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但学术界对反垄断科学监管的真实涵义尚缺乏研究。本文论述监管误差(即“假阳性”和“假阴性”误差)社会成本的概念及其非完备可观测性，采用决策理论框架刻画误差成本极小化监管力度以进行理论拓展，并得到政策启示。最优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反垄断科学监管力度具有如下性质：最优监管力度在新业态领域、市场进入活跃的行业相对较低，而在金融行业相对较高；对创新型行业的科学监管要求“慎之又慎”。本文还研究了中国“中央—地方”分散型反垄断监管体制，首次提出监管误差“跨区域社会成本”概念。博弈理论分析表明，一般情形下，分散型监管将导致全国统一市场中的次优监管；设立“中国反垄断区域监管处”将有助于消除监管次优性。从法律设计角度考虑，《反垄断法》修法应明确阐明其福利标准，以消除法律实施14年来一直未受重视的判定标准模糊的制度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