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研究唐代两税法的重要史料，陆广微《吴地记》所载苏州税额存在疑点。一方面，先在县级范围合计两税、榷利额，后析分送使、留州、上供额的形式，与唐后期当地的具体实践不符；另一方面，从《吴地记》成书直至明中叶的数百年间，其他吴地志书在登载前代税额时，从未征引过这一记述。志书中财赋事目的出现及变化与中唐以降赋税征管制度的演进相伴：唐宋之际的图经已记载两税元额；南宋时期地方自主纂修的志书，则将赋税化的榷利额纳入其中，并有意记述征调明细和地方官均赋减额的举措；元志大体延续宋志之例；明初朝廷基于财政集权体制确定了方志登载赋税的统一体例。《吴地记》有关财赋的记载，不符合其主体内容编纂年代——唐后期的志书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