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思想界对“启蒙”概念的讨论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洞穴隐喻”的提出，而兴盛于17—18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仍然是被持续探讨的时代性话题。康德与福柯都曾就“何谓启蒙”这一问题发表各自的言论。康德认为启蒙即是通过理性批判摆脱人的不成熟状态，并且将理性视为行为的唯一法则；而福柯在回应康德时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他强调诉诸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式的探索是一种理性神话的体现，人们对真理的追求过程无法摆脱权力的参与。二者的启蒙观念看似存在对垒，实则有共同的祛昧诉求。在教育学研究领域，他们二人的观念分歧主要体现为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理性地位之争。晚近中西教育哲学学者，无论是高举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旗帜，他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反映了这一看似对立的争论。固然，教育中后现代对理性的批判不应成为敌视理性的原因，理性视角也应与其他视角，包括非理性因素，共同成为人类精神转向的力量。若此，看似冲突的康德、福柯的启蒙概念，不仅可分进合击，更可相互含摄，以点亮教育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