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劳动力再生产所内嵌的制度结构出发,讨论了1993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工资增长三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和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过程在空间上的城乡分离,是农民工工资相对低廉的制度性原因。2004—2015年农民工工资的高速增长,直接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的耗尽所引起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但工资上涨反过来又加速了农民工向城市的家庭化迁移,因而在整体上抬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然而工资增长的趋势在2015年之后并没有延续,这表明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需要与我国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