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众素养的匮乏限制了民主制度的作用。基于这个认识,杜威和阿伦特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群众教育模型,以防范在民主社会出现重大危机。其中,杜威希望通过教育来塑造"公众",把"伟大社会"转变为"伟大共同体",以此来避免民意完全被操弄的危险状况。阿伦特则重视公共空间的保存。个人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理解他人,从不相信自己或者别的什么人有可能掌握唯一的、永远正确的终极答案。为此,她强调教师负有双重责任,以帮助学生满足人之为人的条件。在过去一百年内,杜威模式在中国社会的起起落落毋庸赘言。阿伦特的群众教育模型,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也富有解释力。这两个模型在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上存在众多差异,但是二者是否适用于今天这个"喧闹时代"同样需要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