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1952—2016年美国政府、居民、金融和企业四部门的信用规模数据,从多个视角实证考察了信用规模变动的部门间联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信用规模变动不仅存在于单部门之间,两部门或三部门的联合变动同样具有很强的传递效应。在四部门信用规模变动的联动机理中,金融在风险传递中处于核心地位,不易受其他部门影响,居民风险传递性最弱,政府最易受其他部门影响。在三个层次的信用风险传递过程中,信用规模变动的联动性依次增强。该研究对于中国的信用治理,特别是防范由信用规模无序变动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具有借鉴意义。